走进医学大楼,楼道里的安静混着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,心底自然而生一种肃穆。刚刚结束课程的留学生,三两成群交谈着。“回字形”的大楼设计让一楼的采光少得可怜,转过两个楼道,便来到了单涛所在的解剖实验室。
从1995年,单涛开始在解剖室工作,至今他和另一位同事与尸体标本一起工作了超过20年的时间。数年间的工作中,他们经常被突然而至的工作叫到岗,无论是凌晨两点的睡梦中,还是刚躺在床上想休息的时候,一旦遗体捐献者离世,协会的通知一到,就得披上外套出门收集这些将用作科研的遗体标本,虽然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。
“抱怨过吗?”,我问。
“当然,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无计划的事情,所以你不可能说计划好把这段时间空出来去收集,我也是人啊,这么多年无数次的突发情况,怎么会不抱怨呢?奉献也是出于一个自愿的前提吧。”
“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这些事情触犯了自身的利益?”
“是的。可能现在大多数人把医生或者很多行业的人都神化了,我们也都是人,总会有一些七情六欲,不能道德绑架我们一定就要无怨无悔地奉献。”
“但是你还是干了这么多年。”
“对。”
对人体标本的亲切感
各地收集到这些遗体后,会对新鲜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,最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,至少一年半到两年后它们才会供医学解剖实验使用。这些标本现在大多来自遗体捐献,“从大范围来看遗体捐献者数量并不多,但是在青岛捐献的数量还是很高的,每年大概会有50-70具。”
遗体捐献被视作“献给生命的礼物”,是生者健康存活的希望,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从数据得知,截至2016年3月30日,青岛已实现125例器官捐献,343例角膜捐献,603例遗体捐献,这些捐献数量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。
在和人体标本打交道的这么多年,单涛坦言,自己从最初的医学生开始就从来没有对尸体感到恐惧过,反而会有一种“亲切感”。“这并不是说对遗体不尊重,捐献遗体的人还是很伟大的。但是你要从心里把它当做标本,它的本质就是人体标本,供研究所用,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和别的标本没有区别。”单涛说也许是自己早就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向往,当年也立志想考临床,成为一个医生,却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,最后兜兜转转来到学校的解剖室,一呆就是二十年。
在单涛的实验室里,一直都有学生来做实验,不时地来和他开上一两句玩笑。不难发现,在这个本应该没有生机的地方却充满着欢乐。单涛坦言,自己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,把他们都当做是自己的孩子一样,学生平时也喜欢把生活上的烦恼告诉自己。他认为,这是学生对自己的信赖,所以当学生专门打电话来告诉他读博士期间终于找到男朋友的时候,他也由衷地感到骄傲与开心。“我喜欢跟这些学生相处,虽然有的时候别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如你所愿,但是跟学生在一起也让我变得年轻了好多。”
生活上单涛和学生打成一片,在教学中他更愿意用一种“操作的精度”来形容自己的态度。“解剖的时候,我都让他们必须把皮肤完整地剥离下来,0.5mm的神经必须达到完整剥离要求,0.2mm的神经也要尽量完完整整地剥离,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,一根头发丝的细度是0.1mm左右。”
除了日常的教学,单涛更多的重心放在自己和同事组建的“解剖小组”上,这个活动将一些已经工作、读研、签约的学生请回来,给在校的医学生讲述一些经验,从2000年第一届只有2个学生,到现在超过210人,每一个学生的去向都被单涛记录在了一个表格里,一个都没有落下。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,已经有这么多的毕业生了,而在校的学生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,所以让这些学生彼此之间互相交流,是基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,更容易被接受。”
这个小组从2015年5月出了两本小册子,名为《足迹》。翻阅这两本小书,里面的文章内容全部都来自于单涛曾经教过的学生,每一个学生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一页留下了pg麻将胡了模拟器链接的联系方式和去向,文章的内容大部分取自个人的人生经历、生活感悟等。在这本书里,单涛写道,“每个人的道路都会不尽相同,但我相信,追求的目标还是一致的,那就是幸福,无论是为了诺奖还是居家和乐。这跟物质名利固然有关,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的富足和感悟。目前的医疗环境、社会环境,还远远不能用美好和谐来描述,但是我们能做的,首先是确定自己的目标,让自己站在一定的高度,让心变大,舞台自然会宽广起来......”
单涛说现在做标本只是现在培训内容的一部分,他更注重的是一种包括学生的思维、实践、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、素质的基础培养。
他用电脑展示着学生做实验时悄悄拍下的照片——在工作之余他还爱好着摄影。这些照片都是以学生为主,他们头顶戴着照明灯,拿着镊子小心操作着那些标本,这些脸庞都被单涛捕捉进他的镜头里。
单涛勉励学生有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——“慎始图终,慎终如始”。
“我喜欢宠着这些学生,但是绝不会宠坏他们。”单涛眯着眼睛笑着,即使实验室在采光并不好的一楼,也有几束阳光穿过天井,从窗口泻下。